《追寻南京清华同学会的那些人和事》

孙立人（1900-1990）是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他在清华学校学习、生活共9年时间，对清华感情极深，有“生我者父母，树我者清华”的名言。他也是那个时期清华的体育健将，知名度很高。他毕业留美先学习土木建筑专业，再学习军事，立志从军报国。

《圣教序》拓片上的题诗与感言（孙立人）

三年前，在一次网上拍卖会中，出现了一件《圣教序》拓片，上有藏主所题的一首诗与一段感言，识录如下：

藻栋茜樑萍浮逢

赵李欢呼称弟兄

搁管扪心思往事

瀛梦五年几断肠

聚集百数同学一堂，文德相会，各以长短相助，宜乎有所造诣。于今五年，一无所得，问心有愧，故书数语洩怀。

一九三三 八 十七 立人识

当时卖家也没有对这首诗的背景做出更多说明，只推测说是当年“孙立人”的收藏。根据落款“立人”两字的笔迹来看，与以往见到的孙立人将军笔迹并无差别，但仅此一点还不足以判断这件拍品的真伪，因为现在伪造名人笔迹以图谋利者大有人在，造假水平几可乱真。倒是这首诗和感言所包含的信息十分重要，虽然乍一看让人不明就里，但却明显可以看出其中的核心逻辑，是作者在某次同学聚会中触景生情，联想到自己“于今五年”“一无所得，问心有愧”，于是写下“数语洩怀”。

基于这样的判断，只要能在清华历史上找到发生在这个时间段的相似事件，再证明孙立人有无与事件交集的可能性，就基本可以判别其真伪。于是我将“聚集百数同学一堂”当作事件的焦点，将其假设为一次清华同学集会，再围绕落款的时间点进行了多方面的资料查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33年6月12日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中真的找到一则关键信息，那是清华同学会干事徐雄飞发自南京的通讯，称“六月一日该地同学会假中央饭店举行聚餐，到校友八十余人，各界均有，武装同志约有六、七位。徐君被邀列席，请报告筹委会筹备总会详细经过情形。此间校友对于该项问题，颇属关怀。”

至于内中所说参会的“武装同志”，可以理解为是具有军人身份的校友，但没有给出具体名单。当时南京作为民国的首都，也是高级军事机关集中的城市，历届清华毕业生服务其中的约有十几位。根据1933年《清华同学录》记载，包括：王赓（庚款1911级）、王成志（1916级专科）、杜庭修（1920级）、李耀慈（1920级）、朱世明（1922级）、孙立人（1923级），王棱（1925级）、姚楷（1925级）、王之（1926级）、李忍涛（1926级）、邢必信（1930级）等人。

彼时的孙立人正在财政部“税警总团”担任特种兵团的团长，因此作为“武装同志”参加此次同学会活动顺理成章。诗中“藻栋茜樑萍浮逢，赵李欢呼称弟兄”这两句，其实就是形象地描写了聚会时清华同学久别重逢，彼此称兄道弟的热闹场景。而“聚集百数同学一堂，文德相会，各以长短相助，宜乎有所造诣”则是对聚会情况的进一步补充，其中所说的人数与徐雄飞报道中所说的人数也基本一致，如果不是身临其境，编造出如此有逻辑性的故事简直就是“神话”。

而对作者两次提到“五年”的概念，也和孙立人的经历高度相似。事实上，孙立人从1928年学成归国，至1933年恰为“五年”。从大量孙立人传记中可知，在这五年中，他因为不是“黄埔系”出身，因此在国民党军队中始终没有找到让他发挥才干的机会，郁郁不得志，于是生出“一无所得，问心有愧”的感慨确系事出有因。

由“立人”题诗的《圣教序》拓片，有“未足比其清华“句

经过这样的分析与推理，可以认为这件《圣教序》拓片上的题诗和感言确为孙立人的佚作。至于他为何在聚会两个月后才写出心中的感概，这个可能与他在这个时间点观赏这件碑帖有关，而碑帖中的一句“未足比其清华”则可能就是触发他宣泄情绪（洩怀）的关键词。

由此，完全可以认为，这件佚作既是孙立人研究的重要史料，也是南京同学会历史片段的一个见证，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在早期南京同学会中不乏享誉中外的科学精英。1937年以前在南京同学会中就有几位著名的科学家，他们是竺可桢（庚款1910级）、余青松（1918级）、张钰哲（1923级）。其中，竺可桢（1890-1974）当时是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余青松（1897-1978）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1902-1986）是中央大学教授兼天文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相对于竺可桢与张钰哲，余青松在当下的中国科学界知名度并不高，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中国科学史上的影响与地位。

青年时代的余青松

余青松，1897年4月9日出生在福建的官宦之家，1918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在里海（Lehigh）、加利福尼亚、匹兹堡等三所大学攻读土木工程、数学、天文学，最终获得哲学和天文学博士学位。1926年，由余青松创立的《恒星光谱分类法》被国际天文学会正式命名为《余青松法》，他也因此成为英国皇家天文学会吸收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

1927年余青松学成归国，任教于厦门大学。而就在这年11月20日，在南京举行“筹备国立中央研究院大会”，其中一项主要内容是通过由中国近现代天文学先驱高鲁（1877-1947）“在紫金山建立天文台”的提案。余青松的天文学术造诣受到高鲁的充分肯定，于是在1929年4月将自己担任的中研院天文所所长一职交由余青松接任，从此开始其拓展中国现代天文事业，创建紫金山天文台的艰苦历程，当时他只有32岁。

余青松是一位具有扎实土木工程学基础的天文学家，再加上“行胜于言”的清华本色加持，使得他在紫金山天文台的选址、筑路、建造过程中始终亲力亲为，遇山开山，见险排险，不让任何外界因素干扰其建好紫金山天文台，“重振中国天文学事业”的决心。

由于天文台所在区域为紫金山“总理陵寝”要地，因此在选址、修路等多个基础环节受到的阻力与限制较多。而且在长达五年的建台过程中，中日战争的升级，国内政局变化也不断影响着工程进度。余青松就是在十分艰难的外部环境下，不仅要处理工程上的每一个具体问题，而且要在变化莫测的政治环境中争取经费，左右周旋，艰难推进。

由张钰哲重书的紫金山天文台奠基碑

1931年5月底，解决一切先行问题后，天文台终于在紫金山第三峰破土动工。但之后的东北“九一八事变”，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以及国内政局激变又迫使工程一次次受阻停顿。面对困局，余青松在1932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坚定表示，“绝不能退却！正因为现在民族危难，国事多秋，此台就更需要吾辈拼力去建……如能力争早日建成，那仅在心理上对唤起一些人团结抗日的信心，我想就会有振聋发聩之效！”

凭借“科学救国”的决心，在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之后，余青松与他的团队终于在1934年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天文研究基地——紫金山天文台。后来在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在昆明建起了凤凰山天文台。余青松和他的名字一样，如“青松”般挺立，令后人敬仰。

余青松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国际天文界。1989年，哈佛大学天文台将该台于1987年发现的一颗国际编号3797的小行星冠名为“余青松星”。

而先后被命名的“张钰哲星”和“竺可桢星”，与“余青松星”一起，不仅成为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值得骄傲的三颗“明星”，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国际科学界对清华“自强不息”精神的尊重。

竣工不久的紫金山天文台(1935年）

抗战胜利后，南京再次成为清华校友集聚的主要城市。1947年4月清华同学会完成注册登记，重新开始组织活动。

建筑大师杨廷宝（左）童寯（右）

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1921级）和童寯（1925级）也是在这个阶段随中央大学从重庆复员到南京，成为南京清华同学会的会员。根据他们的回忆，当时同学会没有自己的固定会所，活动多有不便。于是一位老同学捐献了一块地皮作为建筑会所之用，但建筑经费并无着落。经同学会开会决议向会员募捐，准备建一幢小楼，并拟冠名为“寄梅楼”，以向清华学校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周诒春（字寄梅）致敬。

自1947年起南京同学会陆续募集到一部分资金，并开始着手进行建筑设计。不过还没等到捐款达到足够的建筑费用时，就遇到政局突变，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建造会所的计划最终落空。幸好当时负责保管捐款的1919级校友钱昌祚（1901-1988）系“国防部”高官，得以随时把捐款换成黄金美钞，既便于保管，又保存了币值。1948年底钱昌祚奉调离宁赴台。临行前他把所存黄金30.97两、美钞293元移交给在银行任职的1926级曹曾禄（字天受）保管。曹天受将原款随即存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南京分行的保管库内。其时，时局动荡，人心涣散，募捐工作也告中止。

解放后，南京清华同学会停止活动。曹天受不久因工作调动离开南京，这笔金钞也就被搁置数年未及处理。1953年曹天受曾专程赴南京与杨延宝、童寯商量捐款处理办法。当时周诒春老校长闲居北京，他们曾经拟议将捐款直接献赠老校长为寿，因其谦辞而作罢。

当时，前南京清华同学会会务已停顿数年，不可能召开会员大会。于是杨、童、曹三位知情的老校友通过信函研究，决定将所存金钞换成人民币捐赠母校清华。但解放后清华所需经费统由国家拨款，他们也不知道母校是否能够接受校友捐款。于是他们事前联系了著名社会活动家、清华教授张奚若（1889-1973）先生，请他向蒋南翔校长提出拟将捐款移赠母校的意见，得到蒋校长的同意。童寯随即将金钞在南京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3473.90元汇交母校接收。前南京清华同学会筹建会所的这笔捐款，终于得到了妥善的处理。

1955年7月23日,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收到老学长童寯代表前南京清华同学会汇给母校的捐款计人民币3400余元，时任校长蒋南翔曾复函致谢。

杨廷宝等在《清华校友通讯》上刊登的文章

1981年，清华校友总会恢复活动后，杨廷宝、童寯、曹天受三位老学长认为，虽然事情已经过去30余年，但这笔捐款的由来以及汇赠母校的始末，有必要向前南京清华同学会留宁校友和散处国内外的老同学，特别是捐过款的同学作一汇报。于是他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登载于《清华校友通讯》（复4期），追忆了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捐款筹建会所的这段历史。

他们之所以要把这一段往事扼要追记，完全是出于一种责任，就是希望前南京清华同学会会员（不管后来身在何处）对30年前的旧事得以了解始末。

他们特别希望这笔捐款的最初保管人，当时已经移居美国的钱昌祚（1901-1988）老学长能够知道捐款已经转赠母校。其时钱老学长仍健在，想必在他知道这一情况后，一定会因曾由他保管的捐款得到妥善处理而感到欣慰。

从1947年南京同学会募集捐款建校友会所，到1955年把捐款转赠给母校,其间经历了整整8年。据了解，这笔捐款最初虽然不是直接捐赠给母校，但事实上已经成为1949年以后清华收到的第一笔校友捐款。这段佳话也可被认为是早期南京清华同学会留在清华校友会历史上的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