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1952年的一份毕业辅导报告》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百废待兴，百业待变。对于彼时仅在中国存在半个世纪左右的高等教育事业而言，发展方向、教育方针、教育方式、教学方法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重新进行探索与实践。而毕业生问题与所有这些问题紧密相关，更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中的力量相对薄弱，对高等教育的领导地位还未完全体现。党和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改革，持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实行“维持原有学校，逐步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的总方针。高校内部实行校务委员会或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学校只建立党总支，并未马上建立党委。即使如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旧大学，改造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仍然是非常明确的目标。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清华大学迎来了1952年的毕业分配季。这一年的毕业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继1950年、1951年之后的第三届，有其特殊性。因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国家规定1949级的理工科学生提前毕业，因此毕业生包括了1948年和1949年两届学生。也就是说毕业生都是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招考入校，他们能不能按照新中国的需要顺利走上工作岗位，将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也已经开始，这一年的毕业分配因此也多了一层划时代的意义。

为了做好毕业分配工作，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统一组织下，安排一些相关单位的领导同志为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进行毕业辅导报告。其实，清华大学从1950年开始，就已经有过类似的安排。如据校史记载：1950年7月16日，“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乔冠华来校做国际形势报告，分析朝鲜战争的状况和前途；《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来校做国内形势报告”，等等。这也说明，对大学生进行毕业分配思想教育，是从新中国成立初逐步形成的传统，并一直坚持到1965年。

1952年毕业生包含了1948年和1949年两年入校的学生。根据清华校史记载：1948年录取新生432人；1949年录取新生952人，转学生（含研究生）91人。两年共计1475人。而在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毕业名单中，共有1040人，其中：本科生977人，研究生15人，专科生48人。相对于1951年毕业人数451人，1952年毕业生增加了一倍以上。 

这份毕业辅导报告文稿记录的时间是1952年8月初，也就是说毕业教育是在暑期的8月份进行，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是在一个月后毕业离校。就在之后的10月25日，清华大学举行了院系调整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10月27日，新学期开课。12月31日，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蒋南翔到任。从此，清华大学进入其历史上的“多科性工业大学”阶段。

夏武祥学长记录的这份70年前的《毕业辅导报告》，是了解清华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情况的一手资料，其文史价值毋庸置疑，许多观点至今适用。读过后，我特别想知道，聆听报告的那些清华毕业生当年有何感想，后来都去了哪里，工作生活情况怎么样？算下来，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都已经是90岁以上的老人了，他们都还好吗？还记得这次报告吗？

先来看报告的记录者，夏武祥1932年出生于北京，1949年17岁考取清华大学。最初他是被地学系录取，进校后因为对飞机发动机产生兴趣，就申请转入了航空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湖南株洲的航空发动机厂，在航空系统干了25年。此后随着国家形势变化，一生中大的工作岗位变化达八次之多，走南闯北，从国内到国外，工作阅历丰富。1985年退休后却一直“退而不休”，继续在能源领域从事咨询、代理、顾问和翻译等工作。如今他已满90周岁，辛勤工作了70年，却依然表示，“只要不倒下，我依然会笔耕不止”。因为他深知：“照亮别人是我们的责任。”

我丝毫不怀疑夏老的能力，因为在70年前听取毕业辅导报告时，他就能非常详细、清晰地同步记录下报告内容，说明了他的知识基础非常全面，文字表达能力非常强。如今，在清华校庆110周年时，他又写下《足迹九十春秋》的回忆录（发表于《清华校友通讯》2021年夏季号），他的清晰思路、翔实回忆再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年清华毕业生的水平。

我在整理这份报告时，电话联系到了远在北京的夏老。他洪亮的声音、流畅的叙述让我加深了对他的尊敬。根据他的回忆，1952年8月的这次毕业辅导报告，报告人并没有来到清华园，清华毕业生是在学校听的报告录音。他清楚地记得他们班级被安排在图书馆，因此有桌子可用，有椅子可坐，这就大大便利于他做记录。记录稿是一次性撰写，并不是我原来以为的“先记录草稿再整理誊写”模式。报告记录稿全文接近1.5万字，对一个理工科学生而言，如果没有相当的文字基础和综合能力，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完成的。

说到1952年的清华毕业生，其实我在40多年前清华上学时就早有接触。我的专业课指导老师陈肇元（1931—2020）就是1950年考入土木建筑系的转学生。他在1952年毕业留校后逐步成为我国著名的土木工程教育家、土木结构工程和防护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还在1984年至1988年担任过四年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系主任，“育人无数，恩泽后学”。从他身上反映出的认真钻研、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和工作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我的为人治学都产生重大影响。

还有一位从未谋面，但却同样令我十分尊敬的学长陈恬生（1928—2017）也是1952届毕业生。她“三考清华”的故事堪称经典。1948年第一次没有考取，1949年再考终于如愿以偿进入“农业化学系”。谁知这个系在1950年又奉命转出清华组建后来的“农大”，她又再次参加考试，成为1950年清华化学系二年级转学生。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长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那里度过了她的黄金四十年。她和那一代优秀知识分子一样，不求回报，不计恩怨，就像红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成为一代代学子心中的学术榜样和人生楷模，被誉为北理工化工系永远的“系主任”。

陈恬生遗存的学生证和校徽章

我了解陈恬生是因为在2019年研究“清华校徽演变”课题时，她遗存的两枚清华校徽章和学生证为我的考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证据。无独有偶，此次与夏老取得联系，他也同样为我提供了保存70年的两枚清华校徽章。两位同为1952年毕业的老学长，不约而同地精心保留了相同款式的清华校徽章，他们心中对母校的深厚感情由此可见一斑。这不仅成为清华校史研究中的又一段佳话，而且使我在《清华校徽史话》中的相关推论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印证，这是我始料不及却又喜出望外的。

除此之外，因为陈恬生当年是一位“校园活动家”，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保健委员会中的学生委员，我就顺便向夏老询问是否认识“陈恬生”。没想到夏老回复我，“陈恬生同学我有印象，但彼此不认识无交往。大一时她好像是农化系的。那时可能我们都在化学馆201上过张青莲教授开的《普通化学》课（助教是谢先生），用的书是Pauling著的General Chemistry。上课的有几十人，不认识的很多。”虽然已经过去了70多年，他说的许多细节完全对的上，其中关于陈恬生“大一是农化系”非常准确；化学家张青莲（1908—2006）也确实在1952年之前担任过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至于上普通化学课的地点，所用的教材等信息也让我们对当时的清华教学活动有了更详尽的了解。虽然陈恬生和夏武祥在校时并不认识，但是在70多年后却能产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记忆交集”，这种特殊的机缘怎不让人心生感慨！

夏武祥保存的校徽章

我在撰写这篇文章时，查找了各种与1952年清华毕业生有关的资料，发现在后来的岁月中，从他们当中涌现出一大批在各个领域中做出巨大贡献的著名人物。诸如：物理系毕业的本科生李庆忠、胡大璞，两位均为工程院院士，一位是石油地球物理勘探专家，另一位是核物理专家；研究生戈革，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科学史家；航空学院毕业的陈一坚、管德、李绪鄂、何文治等人，都是我国飞机和导弹设计制造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电机系的谢希仁、胡树豪、柳浦生、徐穆洵、马业勤等人，都在我国电子、计算机通讯事业发展中发挥过巨大作用；机械系的陈家彬、陈传颖、陈善述、吴庆时、金宝华、巫宝瑜（女）、杜友竹等，在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中都承担过重要责任；营建系的陈志华、楼庆西、李道增、关肇邺、刘小石、童林旭等人，都为清华大学的建筑、工程学科教育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戈革的研究生注册卡片

此外，当年有不少1952届毕业生走上了全国多个高等院校的教师岗位，他们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不可磨灭。留在清华当老师的，除了营建系的几位之外，还有：凌瑞骥（电机）、罗福午（土木）、黄延复（银行专科）、饶慰慈（女，肄业）等多位毕业生，他们在赓续清华教育传统的“接力”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一代。另有一位1952年机械系毕业的潘君骅，后来成为中国杰出的光机电专家，并当选工程院院士。2019年4月，一颗由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并获得国际永久编号第216331号小行星，被命名为“潘君骅星”。这也成为1952届清华毕业生集体的特殊荣光。

很显然，这里提到的优秀人物无疑会“挂一漏万”，但他们却是千百位清华1952届同学的代表。当年这些莘莘学子一起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清华园的巨大变化，一起聆听了毕业辅导报告，按照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并接受了时代的种种考验，演绎了一个个影响后世的故事。他们在各自不同人生道路上的奋斗经历，就是共和国发展历程的缩影。每每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中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虽然1952届毕业生走上人生征途之时，我还没有出生。但今天回头再读夏老70年前记录的《1952年毕业辅导报告》，我却没有太多的陌生感。究其原因，我想还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感受的是相近的语境和画面——在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奋斗征程中，始终秉持的“立党为公”“立党为民”信念，在新中国70余年的高等教育实践中同样充分贯彻了与此相一致的思想主线。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这个过程中产生过种种坎坷和磨难，但在一次次纠错的过程中，新中国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清华也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中砥砺前行，每个身在其中的清华人同样与之休戚与共，相生相长。

2022年是清华大学1952届毕业70周年，我希望能够通过解读这份特殊的史料，向所有老学长表达诚挚的敬意。此时，应该特别感谢夏老当年的用心记录，后来的精心保存，今天的慷慨捐赠。正是有了他的举动，才让我们能够从这份珍贵史料中感受历史的真实温度，并将这份收获不断地传送给后人，为他们的前行提供来自历史的能量。这正是：

旧话重提温故知新，

人文价值字字如金；

自强精神世代赓续，

恩泽清华前途似锦。

（2022/2/4 修订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