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款特别官费生中的生命天使》

丁懋英（Me-Iung Ting，1892—1969），祖籍江苏武进，是上海著名的“孟河医派”中医丁甘仁（1866—1926）之女。她因为一些特殊刺激（包括：经历母亲难产早逝的痛苦；目睹上海纱场女工的恶劣卫生条件等）而从小就立志学医以救治女性。她于1913年毕业于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塾”（MeTyeire School，中西女中之前身），之后参加了清华于1914 年5月举行的第一批留美专科女生的招生考试，后赴美留学。

然而，在第一批录取名单的10人中，并没有“丁懋英”之名。但其中的“唐玉瑞”，确实是因故未能按时出国，推迟至1918年才赴美（这在清华历史档案中有记载），因此在以往涉及这段历史的文章中，常有“丁懋英替补唐玉瑞”及其它“捕风捉影”之说。但各种说法均无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替补”的传闻，唯独来自清华大学1937年正式公布的《清华同学录》中，明确标明“丁懋英”是在“特别官费生”之列，而并未将其包括在53名留美专科女生名单中。

1914年美国移民局入境档案中丁懋英的记录（№781）和签字

2020年，学者韦季刚发表《美国国家档案馆藏1914年庚款留学生入境记录》一文，以严格考证厘清了若干细节。他发掘的史料证明，清华第一批留美专科女生是在清华校长周诒春亲自带领下，于1914年8月15日从上海登船出发，于9月7日抵达美国旧金山港。在入境的移民局原始签名记录上，女学生有陈衡哲、韩美英，李凤麟，汤蔼林，周淑安，張端珍，王瑞娴，林荀，杨毓英，另外还有丁懋英。但是移民局档案里，丁懋英在身份识别一栏中是被记为“上海学生”，而不是政府学生。此外，在全体外籍乘客名单中，丁懋英的“旅费由谁支付”一栏，填的是“brother”（兄弟），而其余庚款学生都是“政府支付”。

由此可知，丁懋英确实是与第一批留美专科女生同时赴美留学的，但她的留学性质是被清华认定为庚款“特别官费生”的，不在“留美专科女生”之列。

曼荷莲女子学院档案中的丁懋英(约1918年)

丁懋英最初四年（1914—1918）是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学习医学，取得学士学位后转到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安娜堡分校继续深造，专修妇产科专业。1920年丁懋英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又到底特律女子医院和婴儿之家实习。为了获得治疗传染病方面的经验，她在费城的一家女子医院和纽约市的威拉德帕克医院完成了其它必要的实习，并经考试合格成为当时在美国持有密执根医师执照的第一个中国人。1922年4月，在美国经过八年的学习与实习，取得丰富的临床实际经验后归国。

在影响丁懋英职业生涯的人当中，有一个人起了重要作用，她就是“曹丽云”。曹丽云（Tsao，Li-Yuin，1885—1922），生于苏州，16岁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塾，后去日本官费留学三年，1905年又自费赴美学习。1911年取得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Philadelphia）学士学位，回国后先在南京担任医院院长，之后又受聘于天津女医局。因为同是上海中西女塾的校友，丁懋英与曹丽云一直保持了密切关系，并在回国后就去到天津，于1922年6月9日加入了“女医局”，从此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妇女医学事业。

天津女医院的前身是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建成的“北洋女医局”（1915年更名“天津女医局；1935年更名“天津女医院”），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家妇产专科医院。其第一任局长金韵梅（Dr.Yamei Kin，1864—1934），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学医的留美女生，1908年她还在天津东门外水阁大街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北洋女医学堂”，开近代中国公立护理教育之先河。第二任局长康爱德（Ida Kahn，1873—1931）也是一位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博士。让丁懋英始料不及的是，就在她1922年到天津不久，第三任局长曹丽云于8月14日突患急症不治，撒手人寰。在此情况下，丁懋英接受著名教育家，女医局董事严范孙（严修，1860—1929）的邀请，成为女医局第四任局（院）长，执掌天津女医院的担子就落在了刚刚30岁的丁懋英肩上。

1928年天津女医院董事会与丁懋英的续聘合同

丁懋英和她的几位前任一样，都是近代中国妇女医学事业的先驱，而她“服务时间之长，付出精力之巨，取得成就之大”，在天津女医院的发展历史上都达到了一个无人再可企及的“高点”，事迹可圈可点，精神可歌可颂。

在丁懋英后来的28年中，她面对的是“社会经济困难、封建势力盘剥、外敌侵略迫害”的三重“艰窘情形”，以一个女性之身既要发展妇女医学事业，完成“救济病患，服务平民”的夙愿，又要冲破重重阻力，在社会上立足，所要承受的身心压力无比巨大，所要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丁懋英接续前辈的传统，竟然让“水阁医院”（因为女医院在天津东门外的“水阁大街”而得此俗名）成为了天津“城市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何以至此？那是因为，水阁医院曾按照现代医学方法前后安全接生了10万婴儿，他们的人生起源于此，他们也成为这座城市一代代延续的生命；那是因为，通过女医院护校培育的护士、助产士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北方地区，她们成为发展中国现代妇婴保健事业的点点火种；那是因为，“丁大夫” 精湛的医术和博爱的仁心，让人们知道世界上竟然有她这样不论贫富，一视同仁的“好心人”，至今天津人民仍不曾忘怀。

天津水阁医院分院旧址现状(成都道106号)

随着名望的不断提升，产妇和病患日益增多，“水阁医院”原有规模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丁懋英于1934年又在伦敦路（现成都道106号）创办了水阁医院的分院，在市区多处设立免费为困难产妇治病的分诊所、保产所和乡村卫生院，并长期资助天津孤儿院，育婴堂等多项社会福利事业。

丁懋英和全身心投入妇幼卫生事业的诸多女同仁一样，付出的个人代价是巨大的，她同样终身未嫁，孑然一身，直至终老。这让人不禁想起被誉为“中国医学圣母”的林巧稚（Lim Kha T’i，1901—1983），其实在1950年以前的医学界，丁懋英行医名震津门，在妇科领域与上海的王淑贞、北京的林巧稚齐名，她们同样都是应该被中华民族牢牢记住的“万婴之母”！ 

丁懋英对同胞的生命有大爱，必然对侵略者有大恨。“七七事变”后，日军飞机轰炸并占领天津，炸死炸伤大批贫民，对中国人的生命视如草芥。对此，丁懋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战火中，她一方面坚守于医院，以自己的医术保护患者，拯救生命，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方式表达抗争。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必然引起日寇的忌恨。

在1939年1月18日的民国《立报》上，我找到了一则新闻，内写“津市名医丁懋英，十二日在东门外公立女医院附近被×架去，现押在日租界警署，原因不明”，并说“丁懋英，留美医学博士，年四十余岁，独身，向无政治关系，在天津华界开设女医院，并在英租界伦敦路开设分院，营业甚佳”。在之后不久的有关报道中，有“丁被捕原因，为×伪举行游行时，丁未参加，……亦未在医院门前举旗欢迎”的说明。在1939年2月1日《立报》的报道中，得知丁懋英已于1月底获释，据此推算，她在日寇的看守所中被囚禁了18天。

另据有关资料，1945年初，日军宪兵队欲强征天津女医院以供军用。丁懋英不顾个人安危，多方奔走，凭借个人名望与各界周旋，最终使医院逃过一劫，给苦难中的天津人民保留了一块仅有的“生命绿洲”。

在民族危难中，丁懋英的爱国之心，天地可鉴；于国于民，功莫大焉！而她后来对此只以一句“虽遭逢巨变，而懋英与同人均以服务病人为天职”轻轻带过，此等胸怀，怎一句“巾帼不让须眉”可以概括。

在经过最初几年的辛勤创业阶段后，丁懋英于1929年再次回到美国密歇根大学进修，这一次她享受的是由犹太裔校友巴伯（Levi Lewis Barbour，1840-1925）设立的 “巴伯东方女子奖学金”（The Barbour Scholarships for Oriental Women）。据有关统计资料，1914-1949年间，巴伯奖学金资助了237人次亚洲女性进入密大学习，其中47.2％来自中国、17.7％来自日本、12％来自印度、11％来自菲律宾。

巴伯奖学金的宗旨是：让来自东方的女性得到西方教育，把好的东西带回去，在她们的同胞中传递祝福。从而鼓励和帮助亚洲妇女提高其在本国的地位，为她们返回祖国后取得领导地位和服务社会做好准备，并增进东西方的交流理解。

1929年度巴伯学者合影（丁懋英 2排左4）

该奖学金中还有一项为期一年的巴伯研究金（The Barbour Fellowships），专门资助高级访问学者前往密大从事研究工作。在巴伯学者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教育家、外交官、科学家和行业领袖。有评论称，巴伯奖学金对于中国女留学生的重要性，可与庚子赔款对于中国留学生的作用相媲美。而丁懋英正是1929—1930年度的“巴伯学者”之一。

在近代中国留美学生中，丁懋英无疑是幸运的，她是享受过庚款和巴伯奖学金双重资助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不过，丁懋英的杰出表现证明她丝毫没有愧对这份运气。就在这一次的进修研究过程中，她除了完成规定的学业之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结合中国国情，按照现代妇幼医护理论和自己的医疗实践，编写了一本适合于中国人看的《育儿须知》。全书分上下册，合订为一本，两册正文前均有序言，落款都是“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五日著者序于密歇根大学”。

《育儿须知》（丁懋英1930年著）

丁懋英在“自序”中说：“著者采取近代育儿方法，以应吾国关心育儿常识者之作”。两册内容各有侧重，“一为欲知育儿法而用，一为欲明了得病之由，及普通预防疾病之常识而用”。上册是著者译自英文的《吾国的婴儿》一书，删去“牛乳哺育婴儿”一节，代之以“吾（中）国合宜食品”；下册则是她先用英文撰稿，再征求母校儿科专业学者意见，修订后译成中文后付梓。在目录之后，特别排印了两行字“抚育婴儿乃人母之天职，健壮儿童为强国之基础”。充分体现了丁懋英认识到中国建立妇幼保健事业的重要性，以及在医疗实践中妇科与儿科的紧密关系。

在丁懋英撰写《育儿须知》之时，天津还没有一所专门的儿科医院。女医局董事严范孙先生一直希望医院设立儿科，但在他1929年去世之前，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丁懋英在1930年从美国研修重回天津后，在医院经费中精打细算，点滴节省，终于筹集了3万银元建成一所儿科医院，命名为“严范公儿科医院”，并于1933年12月25日正式开业。这所医院的建立在天津医学史上是首创之举，与女医院相得益彰，为天津妇幼保健事业奠定发展基础。

按照一般常识，要将一项宏伟计划由愿望变为现实，没有“锲而不舍的韧劲，百折不挠的勇气，策划与执行的能力”是万万不可能的。而这一切，丁懋英显然做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是清华传统精神中的精髓，作为庚款特别官费生和巴伯学者女杰的丁懋英，虽然没有直接在清华园上过学，但她无疑是用一番特别的作为表达了属于她的诠释。

1949年，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那年1月15日，在29个小时的激烈战火搏斗过后，解放军的胜利红旗开始在天津上空高高飘扬。经历过清朝、北洋政府、日本侵略、国民党专制等不同时代的丁懋英，迎来了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彼时，她已经在天津女医院这个“治病救人”的平台上勤奋工作了28年。她的自我评价是，“二十八年以来，吾人尽力妇婴医疗卫生事业，竭其所有力量，实事求是，以发展今日科学之进步而增高病人之福利”。客观、坦然，无可指摘。但尽管如此，她的“谢幕”时刻还是来了。

历经社会动荡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经济凋敝，作为私立医院，经营难以为继。丁懋英“深感个人力量所限，实属力不从心”。在这种困难局面下，她仍“念津市广大妇女人民应有其自己之产科医院，庶几能享受自己健康之权益与福利”，她认为要达到这个要求，“势非扩充至二百产床不可”，但“此亦非懋英今日个人力量所能完成”。

于是，她在1949年10月将自己的这些困境、忧虑、愿望都写在了一封致“天津市卫生局局长”的信函中。她表示，“懋英今虽年届六旬，而为人民服务之心曾不因力量薄弱而少减”，同时，她也明确表达了自己“为求医院救助事业之更加扩充，效用之更加宏大，衷心情愿与政府合作，将医院一切设备贡献人民作为基础”的请求，希望“由政府大力加以扩充，而蔚成规模更大，更善，更实现人民权利之人民产科医院，以完懋英初愿”。也就是说，她要将自己经营管理多年的天津女医院及其所有设备都捐献给新政权，同时表示自己“更愿尽其全力在技术上努力服务”。

天津市人民政府很快回应了丁懋英的请求，于1950年1月接收天津女医院。从此，这所当时已有近50年历史的医院开始了又一个历史时期。而丁懋英也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赴香港探望自己亲兄长的请求，并很快得到了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1912—1958）的特别批准。

时过境迁，在过去70余年之后，再来观察丁懋英后来的人生轨迹，就像一块块散落在历史烟云中的拼图，零散、无序、甚至扑朔迷离。经过多方查证，得到的基本线索是：她离开天津后，南下上海，在看望亲友后到了香港，在香港的九龙与自己的兄嫂相聚。再之后，她转道英国，在离开20年后去往美国定居。有充分信息表明，她在美国继续从事医学工作，一直到1969 年 7 月 15 日，她在纽约市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时因心脏病发作而离世，终年78岁。

因为与清华的缘分，丁懋英成为了庚款特别官费生，并在学成后走上了医学之路。对此，她并未忘记：“原懋英能受科学教育，全赖庚子赔款之资助，而庚子赔款纯系人民血汗，溯本穷源，为人民服务，自理所当然。”

毋庸置疑，丁懋英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在其所处的时代，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坚定地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在事业上达到旧时代女性少有人能及的高峰。丁懋英是一名杰出的医生，她选择了以“呵护生命”为初心的崇高职业并为之奋斗一生，她曾帮助数以万计的生命降临人世，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比常人更加深刻。

归根结底，丁懋英是一位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爱憎分明，极具个性，值得被记住的人：她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她有自己的善恶判断，她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她有自己的命运抉择。

屈指算来，2022年是丁懋英诞辰130周年。在这个时点，我们从纷繁的历史经纬中去重新梳理她的人生轨迹，历数她的种种事迹，其实并无他求，只是希望让世界知道：东方故国并未忘记她的功绩；乡梓后辈也向这位“生命天使”表达迟到的敬意。

若是丁懋英在天之灵有知，她应该会感到些许欣慰……

（2022/3/10 撰于上海）

丁懋英在密歇根大学期间（1919年）

1．本文的撰写得到丁懋英家族后人，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授周建中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他表示诚挚的谢意！特别要说明的是，他已故的母亲丁西玲（1924—2016）教授是丁懋英的侄孙女，曾在1930年代接受过这位“姑婆”的资助，从江苏到天津上学，并由此改变人生。

2．主要参考文献

（1）北京清华学校编，《游美同学录》，1917年3月版。

（2）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清华同学录》，1937年4月版。

（3）王晓慧，《1914年清华学校首批留美专科女生考略》，《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4卷第3期。

（4）金富军，《1949年前清华大学资助留学生类型考察》，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

（5）韦季刚，《美国国家档案馆藏1914年庚款留学生入境记录》，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

（6）范明，《她们从安娜堡走来：巴伯奖学金和中国女留学生先驱》，《知识分子》公众号（2021.07.04）。

（7）中西女中校史编写组，《回忆中西女中》，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7月版。

（8）贾长华主编，《水阁医院10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