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叶企孙弟子中的教书匠》
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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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告诉你,清华物理系历史上曾经有一年只毕业了一位学生,你或许会感到惊讶,“这怎么可能?”但这确实是真事。
翻开 1931 年清华大学毕业生名单,物理系这栏记录中的确仅有一个毕业生的信息:杨逢挺,男,24 岁,江苏宜兴人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年 3 月第一版,第 799 页)
而这位清华第三级物理系唯一的毕业生,按照叶企孙的指引,以一生精力从事中等物理教育,同样为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1年清华物理系唯一的毕业生杨逢挺
从清华校史中可以知道,1925年清华学校开始设立大学部,为过渡到完全的大学做准备。刚从美国学成归国、时年27岁的叶企孙(1898—1977)回到清华,在梅贻琦(1889—1962)的力荐之下,担当起了筹建物理系的重任。清华的物理课程起初时共开了21个课目,但师资力量只有梅贻琦和叶企孙两位教授、两位讲师和一个助教。之后,梅贻琦担任了清华的教务长,叶企孙则一边授课,一边主持物理系的筹建工作。1926年秋物理系得以正式成立,叶企孙出任系主任,经过努力,只用几年时间,便将清华物理系从一个“草台”迅速提升为具有中国第一等教研实力的理科教育高地。从1929—1938年的十年中,清华物理系仅毕业本科生69人,研究生1人,他们中有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科学、文教等多个领域的开创者,其中6人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1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叶企孙被誉为“中国现代物理之父”当之无愧。在清华物理系早期毕业生中,除了这些主流科学家之外,另有一位杨逢挺却独辟蹊径,在中等教育领域践行叶企孙的理念,教书育人,兢兢业业。虽然他终生都没有戴上物理学家的桂冠,但以独特方式在恩师的英名上投射一抹别样光辉,其实毫无遗憾。
杨逢挺(1907—1973),出生于江苏宜兴,9岁时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杨先生自幼聪颖,小学毕业时名列第一,在宜兴读完初中就考入南京的省立第一中学,并以优异成绩高中毕业,于1927年考入清华学校大学部物理系。入校时,物理系虽然还在起步阶段,但叶企孙的教学理念和以严格著称的治学作风却已日臻渐成。杨逢挺起初并不是这一级的“独苗”,然而因为物理学科对学生综合能力的要求极高,与他一起入学的同学因为各种原因在不久后就都转入其他系学习,而能够坚持下来的惟有杨逢挺一人!不过这也使他幸运地享受了一众科学大师的单独传授,包括叶企孙讲授热力学和电动力学,吴有训讲授近代物理和光学,周培源讲授理论力学和相对论力学等。于是出现了清华物理教育史上罕见的“一课、一师、一生”场景,大师们雕金刻玉,耳提面命,使得杨逢挺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对他后来投身教育事业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除此之外,杨逢挺还是当年清华运动场上的风云人物,他擅长短跑和跨栏,是学校田径代表队队员,在清华体育史上留有多处记载。在1928年12月21日的《国立清华大学校刊》上,登载有体育部在这一年对所有学生进行的体力测验结果,其中二年级成绩最好的前三名中,杨逢挺以738.2分位居第二,在全校排名中位居第四名。
杨逢挺在1931年清华大学运动会首创400米低栏纪录
1931年6月,杨逢挺在获得理学士学位后毕业,他在清华大学留下了三项纪录:入学英文满分;1931届物理系唯一的毕业生;首创400米低栏1'08"的清华田径项目成绩。毕业后的杨逢挺在短期从事实验仪器设计工作之后,听从老师叶企孙先生深谋远虑的安排,于1934年开始投身中等教育的物理教学岗位,教书育人几十年如一日,为几代中国青年人的成才输送了宝贵的基础能量。
杨逢挺的第一份教职,是到设在今天上海松江的“江苏省立高级应用化学科职业学校”任数学、物理教员并兼任导师(班主任)。这所学校的前身是1904年创办的松江府中学堂,后来又改为“江苏省立松江中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一所百年名校。刚从事教师职业的杨逢挺朝气蓬勃,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在松江中学纪念百年华诞时,当年的中学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系的地质学家杨开庆(1916—2005)在撰文中仍称:杨逢挺是“教学素有引起学生兴趣的青年老师”,可见其印象之深。
杨逢挺在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教职证明
1937年,具有悠久历史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在时任校长郑通和(1899—1985)的组织领导下,无论教学质量、学校风气,还是教师地位、校舍规模,均在当时的中国中等教育界享有口碑。当时,杨逢挺在取得一定教学经验后,曾打算去租界工部局办的学校应聘教职,但在参观省上中后,即被该校“规模大、名声响、校舍好、设备全”的良好氛围所吸引,最终决定留在上中任教。这次加盟上中,成为杨逢挺教育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阶段。
然而,杨逢挺进入上中不久,全面抗战开始了。1937年11月后,日寇占领上海,上中校舍遂成为日本兵营和集中营。学校被迫迁至法租界借房办学。在抗战八年中,杨逢挺始终坚持在省上中(一度被迫改名为“沪新中学”)任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延续着中国物理教育的薪火。1946年,上海中学重返历经战争破坏的“吴家巷”校园,杨逢挺继续担任物理教员,并在1950年继任高中理科主任。他在这所名校的高中物理教学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他的学生中日后出现了多位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上中的理科毕业生对报考清华大学更是情有独钟,清华总是成为他们第一志愿的首选。在一份1947年的学校资料中显示,这一年理科毕业生共182人,将清华填报为第一志愿的78人,第二志愿的37人,第三志愿的12人,共计127人次,占比约为70%。这样的现象一方面说明清华在毕业生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已经具备挑战名校的学习实力。而杨逢挺作为当时上中唯一的理科“清华系”教师,他给学生带来了“清华”印象,对提升学生自信心作用不可低估。
在这一年考上清华的20余名毕业生中,有两位我们耳熟能详。一位是高伯龙(1928—2017),他在清华物理系毕业后,一生从事军事尖端科学研究,是我国著名的军事光学专家,生前曾任国防科技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另一位是李道增(1930—2020),他是梁思成的弟子,曾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长,著名的建筑大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高伯龙当年同时被清华和交大两所名校录取,而他最终选择了清华。从新闻报道中我们知道,李道增当年对清华的最初了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物理老师杨逢挺为清华大学毕业生,常给学生讲述清华故事,令李道增心驰神往”。
此外,还有一位毕业生的故事特别励志。他叫陆载德,8岁时因病左腿高位截肢,行动不便。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刻苦学习,15岁时考入上海中学理科班,高中毕业后跻身清华物理系,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北京大学。陆载德于1953年以优异成绩提前毕业,投身国防科研领域。在以后四十多年里坚持在塞北草原深处的武器试验基地工作,拖着一条残腿在兵工弹道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曾被中央军委授予“国防科技工作模范”荣誉称号。在《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中明确记载,在杨逢挺的教育鼓励下,“陆载德不为自己的残废身体状况而气馁,终于在1950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如愿以偿,成为杨老师的师长叶企孙的弟子”。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中学成为唯一用“上海”城市名命名的中学,是上海中等教育的著名品牌。杨逢挺为上海中学的理科教学发展做出了清华人的应有贡献,以至于很多上中老毕业生在多年后仍然表示,我们非常幸运,能够遇到杨逢挺这样的老师,“我们就是叶企孙先生的学生的学生”。在上海中学1950年代“十大名师”的榜单上,杨逢挺自然名列其中,并在这一时期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师”。
在1930年代,清华物理系学生本来就很稀缺,能够从叶企孙门下走出来的人就一定有其特质。这也决定了杨逢挺这位曾经“唯一”的毕业生,就是在中学教授高中物理,也一定不只是普普通通的“教书匠”。
《力学图说》
在经过长期的一线物理教学实践后,杨逢挺对中学物理教材、教法已然稔熟于心。对于如何解决学习物理过程中的难点、痛点,都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解决之道。为了能够提高学生对物理的学习兴趣,他在正常教学的同时,从1947年开始著书立说。他的第一本著作是和杨孝述(1889—1974)合编的《力学图说》(中国科学仪器图书公司出版)。此外还在刊物上发表《不连续世界》《质量定衡》等物理科普文章。
1956年,杨逢挺被调离上海中学,参加新成立的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筹建工作,开始他教师生涯的最后一段旅程。师范学院物理系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合格的中学物理教师,这对已具有扎实基础物理教育经验的杨逢挺来说,可谓适得其所。他利用在清华获得的坚实理论知识,结合丰富的一线教学实践经验,在讲授“物理教学法”课程时,特别受到师院学生的欢迎。同时因为他能熟练应用英语,并能运用德语、俄语,这就给他掌握国外物理教学发展动态带来帮助。
到上海师院工作后,杨逢挺的教育与科研实践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除了教学活动外,开始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教学经验的总结与推广。他首先参与的一项工作是编写《高中物理教学参考资料》。这是当时上海物理学会所属“中学物理教学研究会”讨论决定进行的重要基础建设,集中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中学物理教师参加编写,体现了新中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著名物理家张开圻(1896—1980)和杨逢挺的共同主持下,历时4年时间完成了这套14册的丛书。该书问世以后,深受广大中等学校师生的好评,并被要求一版再版。
从现在能查到的资料来看,1956年前后几年里,是杨逢挺对基础物理学习与教研规律进行总结的一个高峰期。1956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运动学》《功与能》;1957年出版《曲线运动》《稳恒电流》和《高中物理复习资料》;1958年除了出版《几何光学》之外,还编写了《中学物理教学法》等著作。
在杨逢挺一生的编著经历中,最重要有两件事。第一是《辞海》中“物理篇”的编写。《辞海》在中国文化、教育、出版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自1915年开始编纂以来,已经延续一百多年,至今重版六次。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7年秋季,在中央政府主导下开始了第一次重修《辞海》的工程,并决定由上海负责完成这项工作。1959年夏成立“辞海编辑委员会”,组织上海学术界资源,分科进行具体修订工作。
物理学科编写组由复旦大学物理系主任王福山(1907—1993)、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许国保(1901—1993)和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副教授杨逢挺三人负责。前两位物理学家都曾留学欧美,具有多年大学教授的资历,与他们相比,只有中等物理教学经历的杨逢挺能被选为编委,无疑是对他在物理学科造诣的极大肯定。《辞海》修订工程巨大,几番风雨,几度春秋。1961年10月,按学科分类编排的16分册《辞海》试行本在内部出版发行。而《辞海》首次修订版的正式出版,则已经 是1979年的事情。屈指算来,几千名专家花费二十余年才完成了这项浩瀚工程。可惜的是,杨逢挺没有能等到这一天。好在《辞海》并没有忘记104名“已逝世的编委、主要编写人”,“杨逢挺”也名列其中。
《数理化自学丛书》
第二是《数理化自学丛书》的出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63年编纂出版的这套丛书,涵盖了初高中阶段数学、物理、化学的绝大多数知识点,不但适于社会青年自学,也是中学教师教学和中学生课外阅读自修的重要参考书。即使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仍然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丛书共计17册,其中四册《物理》的主持人和第二册《分子物理学和热学》的编写人就是杨逢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起初并不太起眼的参考书,竟在出版十几年后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被誉为“改变一代人命运的自学丛书”。
原来,当1977年恢复高考时,大批知识青年踊跃报考,但由于学业被荒废的时间过长,要在短期内迅速掌握高考基本知识点,他们迫切需要一套有针对性的参考书。而《数理化自学丛书》恰恰具有“内容全面、简明扼要、适合应考”的特点,于是迅速被广大考生奉为高考必备的“秘籍”,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有资料称,这套书在那几年里多次重印,先后在全国发行了435万套共7395万本,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2012年上海电视台曾摄制过一部纪录片《上海故事》,其中有一辑片名是《一代人,一套书》,一代人指的是1977—1979级这“新三届”大学生,而一套书指的就是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
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十年荒唐岁月里,因为这套书被认定为“修正主义路线的毒草”,杨逢挺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最终在1973年4月不幸过早离世,时年仅66岁。虽然他没能亲逢几年之后《数理化自学丛书》的重获新生,但这套丛书备受成千上万考生的欢迎,就是对他们这些功德无量的编纂者最好之褒奖。
1959年夏,杨逢挺学长夫妇与儿子杨超(中)在北海公园
杨逢挺一生耕耘教坛,桃李满天下。其实他最大的成果是培养了一个自己的接班人,这就是他的儿子杨超。1937年出生的杨超自幼跟随父母在上中浓厚的学习氛围中成长,耳濡目染,自然是学习能力超强。他于1954年按照父亲的意志考入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成为杨家第二代“清华人”。虽然在后来的岁月里,杨超走过了一条非常曲折的成才之路,但最可贵之处,是他将宣传、弘扬叶企孙教育思想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1992年,清华大学设立“叶企孙奖”基金,杨超即与母亲黄静涵决定,捐款6688元,以后又陆续捐赠。他曾将叶企孙、杨逢挺和自己这三代清华人的命运称作“量子纠缠”。
如今的杨超虽然在年龄上已经朝着“米寿”进军,但还保持着一股为科学发展竭尽全力的劲头。最近这些年来,他一直作为特约顾问,专注于推进工信部主持的国家重大装备技术项目“润滑优化工程”。即使在疫情期间,也继续奔波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出差路上,完全不像是一位耄耋老者。这正是:
清华园里始纠缠,大师恩泽润心田;
教书育人传薪火,桃李芬芳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