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硕之：一颗过早陨落的清华之星》

1930年代中期的侯硕之（左）与侯仁之（右）

如果说今天“侯硕之”已鲜为人知，那么“侯仁之”则是在当代中国名闻遐迩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而1911年出生的侯仁之与侯硕之其实是相差3岁的亲兄弟。他们的祖籍是山东恩县，却都出生在河北武强县萧张镇，原因是他们的父亲侯天成从河北通州潞河书院毕业后，就到萧张“抡才学校”教书，而这所学校由英国伦敦会教派（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LMS）在萧张设立的基督教堂所办。取名“抡才”，即选拔人才之意。

“兄弟二人自幼同生共长，手足情深。硕之聪慧早熟，如与仁之同年。童年和少年时代，母亲是他们最早的启蒙老师。在母亲的爱护和独出心裁的教育下，他们养成喜爱读书、爱惜书籍和勤俭劳动的习惯，度过了最难忘怀的童年时代。”（《魂牵梦绕 最是萧张》/侯馥兴）

通过这段来自侯仁之女儿的描述，我们对侯硕之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象：他是一个“聪慧早熟，如与仁之同年”的可造之材。兄弟二人后来的发展之路不断证实了这一点。哥哥仁之年少时体弱，在初一年级时连续两年因病辍学，于1926年转往堂兄任教的山东德州博文中学就学。弟弟硕之于1927年也转往该校就读，彼时兄弟两人成为只差一级的同校初中生。

在高中阶段，兄弟二人的学习经历不再一致。哥哥仁之辗转三个学校，最终于1932年从河北通县潞河中学高三毕业，考入燕京大学。而弟弟硕之因为英语成绩突出，于1930年直接考入天津新学中学，并获得免学费奖学金。

1930年代的天津新学中学

在天津近代历史上，1902年成立的“新学书院”是一所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教学以英文为主课，英文课除了文学外，还有翻译和会话课程。从中学一年级起，教数理化和史地课的英国教师都是用英文授课。1930年，“新学书院”改名为“新学中学”，但其教育体制基本未变，教学传统依旧延续。侯仁之曾回忆道，弟弟“在天津一所以英文教学著称的中学读书，学习成绩优异，个人兴趣又十分广泛，并不断有译作发表”。按今日之语，侯硕之在这所“英语特色学校”的高中学习，如鱼得水，“连续三年获全班第一名奖”，而金斯的The Stars in Their Courses就曾是他获得的奖品之一。

侯硕之在18岁左右就敢去“碰”著名英国科学家的科普原著，彰显其对自己的英文水平有充分的自信，以及对自然科学的兴趣，甚至是对未来前途的憧憬。

就在大家认为侯硕之高中毕业后会在文科之路上继续深造之时，他的升学选择却让人们大跌眼镜。他在“毕业时取得该校创办三十年来的最高成绩。学校的英籍校长提出保送他留英深造，专攻英国文学，却遭到了拒绝。”决定侯硕之反其道而行之的原因，显然是他的理想主义观念，“硕之当时已经受着苏联‘五年建设计划’的影响，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准备献身水电建设，决心投考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侯馥兴语）

1933年侯硕之投考清华大学，按照今天的标准看，他的考试和被录取过程堪称“奇迹”。根据著名文学家金克木（1912-2000）的回忆，1936年暑期侯硕之在清华园曾对他说过，“我现在学工程，在高中可是学文科的。仁之学的是理科。考大学时我们两人颠倒过来了。他进燕京历史系，我进清华电机系，你猜我入学考试高级数学得几分？两分。”并且还直白道：“考大学时我想，得学点实用的东西。中国将来不管怎么样都需要发展电力工业。没有电，什么都谈不到。只要不亡国，就要有电。没有电，迟早还会亡国。不管清华电机系有多难考，我也要进。进时赶了一下没学过的数学，考试居然得了两分。这也许是看我答卷用英文的面子。”

由此可知，侯硕之是一个严重“偏科”的奇才，考清华时，数学只得了2分，但他除了国文外，其它各科都是用英文作答，表现出超强的文科能力，并且总分已超过录取分数线，这或许就成为当时清华没有轻易放弃他的理由。因此侯硕之成为清华历史上又一个“破格录取”的特殊案例。

1933年入学的九级同学合影（侯硕之不在其中）

无论过程多么具有戏剧性，19岁的侯硕之终究加入1933年国立清华大学第九级285名新生行列。当时的学制是4年，这届学生本应在1937年6月毕业，但由于他需要额外加习一年数学，所以他的名字最后出现在1938年西南联大毕业生名单中。

优秀的文科生侯硕之如愿考入清华，成了一名电机工程系的工科生，这种大幅度的跨界选科显然与其已有的学习优势相违和，他是如何补上“短板”并逐步适应工科生学习方式的呢？由于各种原因，目前能找到的有关历史信息非常稀少。但从1936年度“清华大学奖学金受奖人名单”还是能发现，“侯硕之”是获得“丙种奖学金”（国币40元）的30人之一，这说明他的综合学习成绩至少已经达到清华的“给奖”水平。

清华大学奖学金受奖人名单（1936年10月）

此外，同属清华“九级”，一位名叫曹岳维的同学也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事例。在他的回忆文章《进清华的头一天》中，记载了1933年9月18日第一天上英语大课时的情景。其中特别提到，“初步交换资讯之后叶（公超）老师指出英文要活用，光靠许多不常用的单字无补于事。他指看窗外的树问字是何物？有人答出来是丁香花。可是无人能呼出外国人如何呼丁香！于是老师请大家合力读十种花名，鸟名，菜名，鱼名，班上幸有‘侯’（硕之）英文造诣高深，时为大家解危，一小时飞快消逝！大家也有惊无险！”

可见，侯硕之给同学留下“英文造诣高深”的深刻印象，乃至几十年后仍然不忘，同时也证明他在清华园学习期间能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宇宙之大》的译作出版，绝对是其综合学习能力的体现。他高考虽严重偏科却仍被清华录取，说明清华对他有足够信心。

至于侯硕之完成《宇宙之大》的过程，在他为自己译著所作“序言”中讲得很明白。起初是在萧张抡才学校的语文学习中，他就对华夏先民几千年前就建立的天文知识特感兴趣，继而在天津新学中学上高中二年级时，又被地理教师介绍的英国人琴斯（即“金斯”）所著The Stars in Their Courses所吸引。在高二时得到这本原著后，“宝贵得什么似的，不时把玩，并拿其中插图见谁给谁讲解。有时候看得高兴了，便手痒翻译几段”，不过，这些翻译只是“零零碎碎翻译的片段”。有趣的是，他也曾“发愤那天把这工作通体弄完了，也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但他的这个“愤”直到进了清华园才最终“发”完，也就是在大学二年级的寒假（1935年），“趁闲把旧稿集拢整理了，把未译的译完了，了结一桩心愿”。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学生，虽然完成了一部译作，但要能出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个关键环节当时是由其兄仁之帮助完成的。“仁之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替硕之誊清，随后经顾颉刚师介绍，由开明书店列为《青年丛书》，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侯馥兴语）

仁之帮硕之誊清文稿已然不易，他能请到导师顾颉刚（1893-1980）先生代为推荐给开明书店才是关键。

为此，我试图通过《顾颉刚日记》加以证实，在1935年5月10日日记中竟真发现有一句提及：“侯仁之、硕之来。”顾颉刚虽未明确兄弟二人来访谈及何事，但大概率是与《宇宙之大》出版有关，如此推测在逻辑上的成立，也就证实这个重要细节果然不虚。

兄弟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在这本译著的出版中集中得到体现，《宇宙之大》也成为哥哥心中对弟弟永远的怀念，以至于当1950年这本译著重版时，侯仁之专门写了“《宇宙之大》再版序——为纪念亡弟硕之作”，此乃后话。

不要认为侯硕之在清华园求学的四年中，能出版《宇宙之大》就是他唯一的“成就”了，他同时期公开发表的科普和文学之作其实还有更多。

《中学生》杂志是1930年创刊，由开明书店出版，丰子恺、夏丏尊、叶圣陶等文学大家主编的著名科学、文化普及性月刊。这本杂志不仅在当时在教育界产生影响力，时至今日，是仍在出版发行的国家级刊物。

侯硕之在《中学生》上发表的光学科普文章（1936年）

在《中学生》1936年11月号和12月号上，曾分两期连载了由侯硕之撰写的光学科普长文《光与色》和《以太波》。全文约2.2万字，图文并茂，分别以“什么是光”“牛顿错了吗”“色与色觉”“大千世界中的色彩”“光所带来的消息”“各种的以太波”等6个章节，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光的科学常识。一个四年级的清华学生，在繁重的学业之外，还能有精力与能力写出这样高水平的科普文章，足以说明侯硕之的学术造诣与综合学习能力都达到较高层次。

除此之外，侯硕之在当时的《苏俄评论》杂志上也曾发表过长篇文章和译作。目前已经发现的至少有《苏联剧坛巡礼》（1936年）和《苏联四大文学家之自白》（1937年）等两篇。一个工科大学生，竟然对当年苏联文学艺术领域有相当深刻的研究，一方面反映出抗战前的清华学生思想活跃程度以及所关注问题的广泛性，另一方面则说明侯硕之的文科优势确实了得。

在这里，不妨引用侯硕之在《苏联剧坛巡礼》中的部分原文，可以一窥其对观察对象的深入了解及问题的解析能力。在文章中他将苏联剧坛分为三部分观察，即：剧院与导演；剧本；剧作家，其中的“剧本”他认为最关键。他分析说，“良好剧本的缺乏情形，不但在革命后如此，在革命前的剧坛又何尝不然。不但是柴霍甫的剧院如此，奥斯托洛夫的剧院亦是如此。因此乃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外国剧本的借重，一是造成导演独裁的局面”。他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初期的剧本已感缺乏，至五年计划时期所产剧本，质上亦见跌落，率皆未成熟之作，立意虽皆甚高大，技术则嫌未臻圆满，常患头重脚轻之弊”。他在文章最后强调，“苏联剧坛最大的问题即在剧本的缺乏，此后苏联戏剧的进展亦将以此点为重心”。

这样切中要害的评论即使放在今天，也有振聋发聩之效，而这却是出自80余年前一位清华工科学生之口，这怎能不让人对侯硕之刮目相看！

当1937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后，侯硕之的写作是否停顿了呢？从已经发现的文存可知，他在西南联大艰苦条件下完成最后一年学业的同时，仍然翻译整理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时任麻省理工学院（MIT）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尔・泰勒・康普顿（Karl Taylor Compton，1887-1954）于1937年发表的著名演讲“The Electron: Its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Significance”,并以《电子对于智识与社会之影响》为译名，分两期发表在由中国科学社主编的《科学》杂志（1939年第7/8，9期）。

康普顿的著名科学文献（侯硕之译述）

当我们今天充分享受以电子学为基础的信息化革命在各个领域带来的便利之时，更加震惊于侯硕之在20世纪中国经济落后、时局混乱、外敌入侵、社会发展缓慢的大背景下，就能够将目光聚焦在世界科学发展的最前沿，并能敏锐发现最新科学观点的超凡洞察力；更加感佩他能迅速将适合于中国读者的科普文献进行译述的执行力，这难道不正是对“行胜于言”清华精神的一种独特诠释吗？

1937年6月，四年前同侯硕之一起入学的清华九级毕业同学完成学业，奔赴四方，而他因为当年的高考偏科，还要延迟一年才能毕业。最后这个暑假他被学校安排去上海实习，于是和哥哥仁之一起于6月26日转道天津回到出生地枣强县萧张镇，为几年前因病去世的母亲扫墓。之后他们又一起去看望已经迁至河北故城县的老父亲。

硕之（左）与仁之（右）最后一张合影（1937年6月26日）

7月初的一天，在德州火车站，仁之送硕之登车去上海完成毕业实习，随后返回北平。但他们谁都不会想到，仅仅几天后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战争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他们父子、兄弟的命运。这一次兄弟俩与父亲的泣别，仁之与硕之的握别，竟然都是生死永诀！

侯硕之从上海去长沙，再转往昆明，一年后毕业于西南联大。再之后，他先在昆明耀龙电力公司工作，之后转往四川，在重庆大学任助教一年。“1942年秋，硕之只身辗转北上入陕西，在投宿凤翔师范的夜间遇害。为硕之挑书担的挑夫逃回报信，详细情况不明”。（侯馥兴语）

一颗本该闪光发亮的“新星”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陨落。

侯硕之最后几年给后人留下的印象，还是通过金克木先生的文笔得以存留，他在回忆中写道，“我在昆明再见他时，他已经毕业，在一个什么机关里工作了。那正是欧战爆发后不久。他完全失去了在清华园时的兴高采烈的气概，一副严肃而有点黯淡的面容使我很吃惊。他说，天文不谈了。在西南开发水电也没什么指望了，不知怎么才能为抗战出点力。我只觉得他和先前那位大学生真是判若两人了”。

他在大学毕业后的4年里，具体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变故，思想究竟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为什么要离开重庆，只身前往陕西，他的目的地是哪里？究竟是什么人害其殒命？等等一系列的谜题至今早已是无从查证。

但可以确定的是，弟弟之死给哥哥带来了永远无法解除之痛！侯仁之在晚年回忆中写道，“噩耗传来，我多次在睡梦中惊醒，好像看到了他被鞭笞致死的惨状。我受益很大的洪业师开导我说：‘弟弟献身于祖国水电事业的志愿你无法继承，可是为什么不把他决心以业余时间为青少年写作科普读物的志愿继承下来呢？’老师的启发，又一次把我从悲伤痛苦的磨难中解放出来。从此，我弟弟少年时代的一个志愿，又开始在我的生活里扎下了根。”

侯仁之先生决心要用专业上的加倍努力，来代替弟弟实现科学探索道路上未竟之志的时候，“（硕之）不幸的死，也成为我在工作上一种‘逼上梁山’的力量。说他是我的弟弟，但在这一点上我倒觉得他好像长我几岁一样”。（侯仁之：《宇宙之大》再版序）

侯仁之在弟弟殒命后的70年中，无论身处怎样变幻的历史风云，始终坚持一步一个脚印，在历史地理学的领域里深耕，最终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巨擘，相继获得了“北京城的守望者”“中国申遗第一人”等一系列荣誉。侯仁之先生于2013年10月22日谢世，享年102岁，他终于可以坦然地去到天国与自己亲爱的弟弟再聚首……

《宇宙之大》的最后一段，侯硕之是这样翻译的：“在某种意味上，物质宇宙世界的消逝就像一个故事，终要化为乌有如一场大梦。人类灵性的起源在天文学的时计上才只是一声滴答。以前的事，人类怎能希望很快地就可理解了这一切所包涵的意义呢？最后或者终有一天，我们能够晓得的，然而现在我们只能惊奇而已。”

侯硕之的生命定格在28岁，他在短暂的人生“滴答”中，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许多无法抹去的美好记忆和令我们无法解释的惊奇。

侯硕之与侯仁之在化学馆台阶上留影（1936年春）

侯硕之的人生有七分之一时间在清华园度过，他留下的生命信息依旧可以在这里寻到。2024年是侯硕之学长冥寿110周年。在这个时间节点与“他”相遇，我将此视为一种历史的缘分。为此，我希望把侯硕之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